尹丽川已经导演了两部电影：《公园》荣获了第56届德国曼海姆·海德堡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评论人大奖；在第15届大学生电影节上，这部被她形容为“很闷很无聊”的电影一鸣惊人，荣获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处女作，最佳新人，最佳男女主角等多项提名，一举超越《集结号》和《投名状》；另外一部是《牛郎织女》，明日尹丽川将带着它前往法国，参加第61届戛纳电影节“导演双周”展映单元， 她成为入选该单元的首位华人女导演。

导演尹丽川

谈不上游刃有余，还算是比较从容

一部《公园》，拍摄了29天；一部《牛郎织女》，投资了400万，拍摄了37天。从作家到电影导演，尹丽川完成了从语言到影像的跨界。采访尹丽川的时候，她很累，声音中带着点萎靡，用她的话说，“我常这样，在片场也是慢悠悠，气血不足。”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：拍电影是你的梦想么？

尹丽川(以下简称尹)：电影不是我的梦想，但做电影是我一直惦记的事。大学时代曾经很喜欢电影，后来开始写东西，写得自己非常高兴。别人知道我写过东西，学过电影，于是就找我，问我做不做？那我肯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，因为谁都喜欢电影，能把自己心里的东西拍出来是件好事。第一次拍《公园》很紧张，有些地方确实经验不足，不过后来就好多了，我现在挺喜欢这种团队合作的感觉。

记：您怎么从文字创作转入到影像创作的？

尹：我觉得不存在什么转换，对我来说，文字和影像都是平等的。我发现写作这个东西非常自由，一个人就能完成了，电影就比较麻烦。我无所谓什么诗人、导演，这种身份的东西太不重要了，我也不想把自己当做艺术家或者作家。

记：拍电影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

尹：做电影时，才明白导演之不易，尤其是那种经验全无、编导合一的，要多么信任自己，多么坚信要说的事能被人理解，多么专横执著，才能继续下去，多么坚持己见，才能保留一部影片的气质。困难肯定无时无刻都存在，做导演没有新人旧人一说，唯一不同的就是，别人比我多了些经验吧。对我来说，谈不上游刃有余，还算是比较从容。我们做之前，不管是预算还是什么，心里都有数。

记：拍摄的两部电影中有遗憾么？

尹丽川：《公园》的遗憾比较多，也许刚完成的时候觉得是完美的，但是过一阵子就会发现遗憾。因为你已经成长了，不会麻木了，判断力又回来了。《公园》中有一场戏，五分钟的长镜头，但是我们没有这么长的片盒，只有4分半的，于是就在中间切了一个别的镜头。那场戏很多人都喜欢，但别人会说我怎么这么不会处理，不应该切。我没办法解释，这个完全是条件所限。在我完全没有做过任何东西的基础上，别人找我拍电影，我不能滥用这个权利，提出无限的要求。

记：戛纳电影节于你而言代表什么？

尹：就高兴呗(笑)。因为能参加戛纳确实是比较难，它不但层面高，而且是个非常好的电影展示平台，所以能进去当然是对我的肯定。同时，也会比较轻松，因为这意味着片子会有很好的出路，这是很实际的想法，就是能卖个好价钱。

记：奖项对你重要么？

尹：奖项对我是肯定，鼓励对我才重要。我比较脆弱，因为刚做了两部电影。第一部都不敢让人看，别人看完后鼓励我，我才放心。因为有时候人会失去判断，尤其是一部电影跟你的时间太长了，剪辑的时候已经看了无数遍，这个时候很希望别人认可。

-诗人尹丽川

文艺青年的爱情是场悲剧

1999年6月，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葛红兵在《芙蓉》杂志发表《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》一文，引起文坛纷纷争议。很快，尹丽川在《芙蓉》上发表了《爱国、性压抑……与文学———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》。她从葛红兵的标题，直至该文结尾，层层质疑，一路驳斥。尹丽川也因为这篇文章，成为《芙蓉》推出的“重塑70年后”栏目的中坚作家。除此之外，见诸报端最多就是她和“魔岩三杰”中何勇4个月的婚姻———2004年秋天结冬天离，速度之快令人称奇。

记：如何做一个文艺青年？

尹：既然是文艺青年，他会去看书，去听音乐，去看电影。但是如果仅仅如此，会有非常大的狭隘和局限性。我就希望多跟别人聊天，聊天能够带来很多东西，一个人跟别人在一起才能构成人与人的关系，才能构成世界的关系。还有就是出去走走，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，不要总呆在北京或者上海这种大城市。

记：文艺青年代表理想主义？

尹：我记得前两天还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，他说他很痛苦，他想非常自我的生活，但发现那只是一种理想。我想那肯定是种理想，而且是不好的理想，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应该的。“自我”最终是要被打破的，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能把艺术创作和现实对立。

记：现在怎么看待和何勇的那段情？

尹：我想那是冲动的、感性的，会有特别美好的时刻，但是往往会以悲剧收场。在感情上所谓的伤害、背叛都不存在。你喜欢一个人时肯定是喜欢他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喜欢，我们才去爱。